元契约确立后不是不可以变更或者废止，即使元契约对于后代人作出这一禁止性规定也是没有约束力的。
这一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行政程序所设立的竞争机制必须有效，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以权利制约权力。也就是说，在定性问题上，执法者依然有很大的判断权和裁量空间。
在这个过程中，必要的程序控制和相对人参与的缺乏，使得行政机关在进行裁量时会考虑不相关因素或者不考虑相关的因素。而审查控制则强调更高层级的或外部的监督主体的角色意义。因此从逻辑上讲，对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制定明确的规则，从源头压缩、甚至取消自由裁量空间。（4）完善对自由裁量权的事后监督体系。控制自由裁量的核心问题，事实上，正是法治系统中始终面临的制度一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通过裁量基准对自由裁量空间进行压缩，在当代中国行政活动的现实情境中具有重要意义。竞争性结构的引入，可以打破权力主体的这种垄断，迫使行政主体在行使裁量权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说理和论证，同时，竞争性结构又为相对方提供了陈述和抗辩的机会，这不仅可以提升裁量过程的理性化水平，也可提升裁量结果的可接受性。行政行为是行政基本法典的的核心内容，包括行政行为的概念、构成、类型、程序与效力等。
通则型行政法典，则是一个浓缩版的基本法典，是对行政法实体与程序内容的高度抽象化建构，完全契合行政基本法典之名和实。监督行政和行政救济编旨在通过对行政行为的有效监督和法律补救，防止行政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如何科学确立行政基本法典的立法目的条款，并以此为统领提升优化整个行政法制度体系，是编纂法典的前提和首要任务。具体包括行政组织法编、行政立法与行政决策编、行政执法程序编、政府信息公开编、监督行政与行政救济编。
关于良法的标准，包括内容、本质和价值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法的内容的合规律性或科学性，即符合客观规律、反映和尊重客观事实。在行政法典的规范效力层级上，需将多元分散的行政法规范整合为上下贯通、内外统一的结构体系。
进入专题： 行政基本法典 。相较于大陆法系的信赖保护原则与英美法系的合法预期保护原则而言，诚信原则更适合作为中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法是控制政府权力的法，是管理公共部门行使权力、履行义务的一系列普遍原则。行政法律规范遍布社会生活的各行各业，尤其是在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行政法治越来越强调功能整合。
行政法体系化需综合考虑各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并抵制部门行政法领域法律的分散发展。在行政法典外部，需协调好行政法典与其他行政法规范之间的关系。行政公开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应依法将实施行政行为的依据、过程和结果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公开，将法定的政府信息及时、准确、全面地向社会公开。法律追求的实质目的就是对人类具有重要意义的固有价值确认。
行政法典是行政法律规范的结晶，一旦凝聚成一个整体的行政法典，就限制了行政法形体的发展空间，易阻碍行政法治进步。良法之治是科学性、人民性和正义性的有机统一，只有符合客观规律、反映人民利益、维护公平正义的法律，才是良法。
譬如《行政强制法》和《行政许可法》的第4条都规定了职权法定原则，《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的第5条都规定了公正、公开原则。成文的法律与社会生活的变化之间存在滞后性，这是法典编纂不可避免的弱点。
这其中，体系化的规范构造是典范性的文本转换，也是法典编纂的主要目的。在行政法典的规范构造上，主要由《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等一般性法律中的具体规范组成，同时提取《环境保护法》《食品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部门行政法领域中的共通性规范资源，并吸收地方行政程序立法中的程序性规范，形成整体与部分、总则与分则、抽象与具体、一般法与特别法等相统一的规范逻辑体系。为充分保护公民权利与维护公共利益，需加强对行政主体行使权力的约束，限制行政权力滥用。价值体系是统一法律秩序的核心枢纽，任何融贯的法律体系内部都有一套稳定的价值体系作为支撑，这种价值体系构成了建立法律体系的方法论基础。从行政行为的过程来看，在行政权力产生—运行—结束的全生命周期中，都要规范行政主体如何进行行政活动，实现了行政法治的工具理性。任何法典的整体结构都不在于追求大而全的复杂体例，而是旨在规范共通的法律规律，形成稳定的体系结构。
精神特质 当下的中国已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立法者通过制定法典，欲穷尽所有人事，实非易事。
改革开放初期，有学者就提出制定行政基本法的构想，主张通过作为基本法的行政法发挥总纲性的统摄功能。人民将权力授予行政机关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保护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众福利。
立法者在编纂法典过程中，应使一般民众对现行法秩序产生信赖感，不致产生朝令夕改的困扰。公法反映了一个国家长久的历史观念、政治传统与民族风貌，如何建构中华民族的行政基本法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独特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公法精神。
行政基本法典关注的正是行政法律实践中的原则性、基本性和重要性问题，是对一般性行政法律规范的体系化。其次，行政法的工具性价值在于控制行政权力，保证依法行政，这是形式正义的表现，对此可确立行政法定原则。行政法责任是指行政法主体违反法定的职责或义务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包括行政机关责任、公务员责任与公民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品格，是党领导国家机关进行法治建设的精神坐标。
究竟是就全部行政事务法典化还是仅就各种共通的行政事务法典化，是就行政实体与程序同时法典化还是仅就行政程序法典化，直接影响着行政法典的结构模式选择。【关键字】行政基本法典。
其次，行政基本法典具有统筹协调功能。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智识传统与精神美德，在中国语境中构建行政基本法典，必须烙上中华民族的基因，包括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价值观。
典范性是行政法典编纂的总体气质，要求按照体系性思维构建行政法规范的统一秩序，并融入内在的价值精神，实现形体完备、实质融贯的体系化构造。良善性是行政基本法典的价值内核，要求将良法善治的价值理念融入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条款及整个制度体系构建中，制定一部合乎良法标准的统一法典。
相应地，行政基本法典应确立风险预防的基本理念，明确规定风险行政的具体类型和预防方式，从而更好指导风险行政法治工作。回应型法治的文明共识是追求实质正义，在目的理性的支配下，呼吁一种更有目的、更开放的法律秩序。党的领导是我国优良的政治传统，也是中国宪制的基本要求。在行政法制体系中，如果缺乏统一的价值指引或共同的规范标准，会导致行政法律规范之间彼此割裂，各种部门行政法之间难以沟通与衔接，容易引发行政法律制度之间的交叠与重复。
绝对法典化必然会显得过时和十分僵硬，进而阻碍法律的进步。在表现形式上，行政法的类型多种多样、立法层级多元林立。
另一方面，行政基本法典是行政法律制度的根本法，可发挥立法引领功能，更好指导各个领域立法，为一般行政法和部门行政法提供基础理念和原则支撑。自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和《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已成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其总体目标是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智能高效、廉洁诚信、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
按照《宪法》第33条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是现代宪治的价值根基，行政法需确立保障公民权利的核心价值。（一）行政法典编纂的体例之争 行政法典的编纂体例与法典化的程度密切相关。
